孙平 教授：

感谢主持人。非常高兴能在2026情感障碍大会上，借CPA双相论坛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ISBD（国际双相障碍学会）最新发布的这份时间生物学与时间治疗专家共识。这份共识基于Delphi法，汇聚了来自15个国家的30位专家的共识意见，最终形成了342条核心陈述。站在国内临床视角，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有三个核心观点：

第一，"双相障碍不仅是情绪障碍，也是昼夜节律障碍"——这一理念重塑需要被国内临床医生真正内化。共识明确指出，昼夜节律紊乱不是双相障碍的"伴随症状"或"次要问题"，而是疾病的核心病理机制之一。双相障碍患者的生物钟本身就有"时差"，SCN（视交叉上核）这个中央生物钟的功能失调，直接驱动了情绪的高低波动。这意味着我们在临床评估时，不能只盯着情绪症状看，还要系统评估患者的昼夜节律状态——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起床、光照暴露模式如何，这些都应该成为常规问诊内容。

第二，时间疗法应从"补充替代"升级为"标准化治疗选项"。共识系统梳理了六大时间治疗策略：明亮光疗（BLT）、觉醒治疗、暗疗法、人际与社会节律治疗（IPSRT）、褪黑素及褪黑素能激动剂、以及针对双相障碍调整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CBT-I-BD）。其中，明亮光疗在双相抑郁中拥有最强的抗抑郁证据，且总体耐受性良好；IPSRT可改善患者功能并减轻抑郁症状；CBT-I-BD在发作间期应用中可降低情绪发作复发风险。这些证据级别已经足够支撑时间疗法进入双相障碍的标准化治疗路径，而不再只是"试试看"的补充手段。

第三，个体化时间治疗是精准医学在双相障碍中的重要落地场景。共识强调要根据患者的"时间型"——也就是晨型人还是夜型人——来制定个体化的时间治疗策略。这和我一直在做的生物标记物研究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团队在探索抑郁症多模态生物标记物预测模型的过程中也发现，不同患者的生物学特征差异很大，未来的精神科诊疗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时间疗法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维度：同样的药物，配合不同节律策略，疗效可能完全不同。

孙平 教授：

这个问题非常接地气。我在临床工作中深有体会，把国际指南搬到国内落地，确实有几个现实的"坎"要过：

第一个挑战是认知鸿沟。目前国内精神科医生对时间生物学和时间疗法的了解还比较有限。很多临床医生在门诊中不会主动询问患者的睡眠节律信息，更谈不上系统性地开展时间治疗。共识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固定起床时间比单纯固定睡觉时间更重要"，这在国内临床中几乎没有人会主动去指导患者。所以，首要任务是加强继续教育，让临床医生先"知道"这件事。

第二个挑战是患者依从性。时间疗法要求患者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但国内患者的工作生活节奏普遍较快，加班文化、轮班工作等现实因素使得规律作息很难坚持。另外，共识中提到的亮光照疗法，需要患者每天固定时间接受特定强度的光照，这对很多上班族来说操作起来有难度。还有暗疗法中提到的蓝光阻断眼镜，国内患者对这类设备的接受度还需要一个培养过程。

第三个挑战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共识推荐的很多时间治疗手段，比如专业光照设备、睡眠监测设备等，在国内精神卫生机构的配置还很不普遍，尤其是基层机构。我本人连续多年主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培训基层医师，最深的感受就是基层对这类新技术的需求很大，但缺乏设备和操作规范的支持。

针对这些挑战，我认为本土化调整可以从三个方向着手：

一是开发适合中国人群的时间疗法操作规范和临床路径。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指南，要考虑中国人的作息习惯、工作环境特点，制定符合国情的时间疗法临床路径。比如我们可以在共识基础上，结合中国患者的典型作息模式，开发简化的"节律管理处方"。

二是探索"数字化+时间疗法"的创新模式。我团队目前正在探索将数字化干预技术应用于精神卫生领域，比如开发基于手机APP的睡眠节律监测和干预工具，让患者居家也能进行时间自我管理。这在我之前参加的培训中也受到了很大启发——青岛正在建设的具身智能训练平台等创新载体，为我们探索这类数字化干预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三是推动时间疗法与现有治疗手段的整合。比如把我们科室擅长的神经调控技术——TMS、tDCS——与时间疗法结合起来，探索"节律调节+神经调控"的联合干预策略。从机制上看，TMS/tDCS可以调节大脑皮层兴奋性，而时间疗法调节的是生物钟节律，两者联合可能产生协同效应，这是我非常想深入探索的方向。

孙平 教授：

这个问题触及了双相障碍治疗最核心的痛点——复发。双相障碍的年均复发率高达50%到70%，很多患者经历多次发作后社会功能逐渐损害，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从这个角度看，推广时间疗法共识的意义非常深远，我认为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为复发防控提供新的、可操作的干预靶点。共识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睡眠障碍可以作为躁狂发作的前驱期预警信号。也就是说，当患者出现睡眠节律紊乱时，这可能是在发出"情绪可能要波动"的早期信号。如果临床医生能够识别这个信号，并及时介入节律调节干预——比如调整光照暴露、恢复规律作息——就有可能在情绪发作之前进行干预，把复发扼杀在萌芽状态。这比我方一直在做的生物标记物预测模型，在临床可操作性上要高得多。

第二，填补现有药物治疗方案的不足。目前双相障碍的药物治疗虽然有效，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存在残留症状或治疗抵抗。共识明确指出，药物治疗应与时间疗法联合实施，而非相互替代。时间疗法作为一种非药物干预，可以与心境稳定剂、抗精神病药物形成互补。特别是对于不愿或不能长期服药的患者，时间疗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替代或补充选择。

第三，推动双相障碍管理从"发作期治疗"向"全病程管理"转变。时间疗法天然地要求患者和医生建立长期的管理关系，因为它强调的是日常节律的持续稳定和维持，而不是发作时才想起来去就医。共识中提到的IPSRT、CBT-I-BD等，都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干预策略。这种理念的转变——从"治病"到"治人"，从"发作期控制"到"全病程节律管理"——对于改善双相障碍患者的长期预后至关重要。

第四，从卫生经济学角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共识中推荐的很多时间治疗措施——比如规律作息指导、晨间光照、减少夜间蓝光暴露等——成本相对较低，操作简便，非常适合在基层推广。我国精神卫生资源分布不均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实问题，如果时间疗法能够作为低成本、高效率的干预手段在基层落地，将惠及大量双相障碍患者，这对于推进分级诊疗和精神卫生服务均等化都有积极意义。

总的来说，我认为ISBD这份共识最大的贡献，不只是增加了几种新的治疗方法，而是重新定义了双相障碍的治疗理念。它告诉我们：真正需要治疗的，不仅是患者的情绪，还有患者的"时间"。在未来，"什么时候见光、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都将与"使用什么药物"一样重要。作为精神卫生临床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国际前沿成果带到临床实践中，让更多患者受益。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同行关注时间生物学这个充满潜力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