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线时，“高风险”参与者经历过终生重度抑郁发作的可能性更高。此外，与对照组相比，“高风险”参与者在基线时表现出显著较差的功能结局。虽然扫描间隔的分布在家族组间存在显著差异，但组间中位数和平均值和随访时，“高风险”组使用任何精神药物的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并且在基线时“高风险”组抗抑郁药的使用率更高。

无显著发现。

在未包含全脑测量指标（总面积或颅内体积）协变量的主要LME模型中，研究发现诊断状态对基线时的皮质面积和体积存在显著效应。这些效应是在经过FDR校正并控制了家族分组及其他模型协变量后确定的。具体而言，与无诊断参与者相比，有诊断参与者在20个皮质簇上表现出更大的皮质面积，平均组间差异为0.018至0.064平方毫米；其中最大的四个簇位于左颞上回、左海马旁回、右尾侧前扣带回和右颞下回区域。类似地，一个右后扣带回簇显示有诊断组的皮质体积更大。然而，在包含了总面积或颅内体积作为协变量的次要LME模型中，所有这些关于皮质面积或体积的簇在经过FDR校正后均不再显著，这表明大体脑结构的变异性影响了观察到的区域性诊断差异。在所有LME模型中，均未观察到诊断状态对皮质厚度的显著效应。

在所有LME模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每个家族组内和每个诊断组内均观察到了广泛且显著的皮质面积、厚度和体积的减少。

家族风险分组与时间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该效应体现在皮质厚度和体积上。位于左颞下回、左中央后回、右外侧眶额叶和右楔前叶的四个皮质簇显示，“高风险”组的皮质厚度比对照组下降得更快，年均组间差异为0.021至0.033毫米。类似地，有九个簇显示“高风险”组的皮质体积比对照组下降得更快，年均组间差异为0.008至0.027立方毫米。其中最大的四个簇位于左梭状回、左缘上回、右眶部和右楔前叶。在包含了全脑形态协变量的次要LME模型中，主要模型中发现的所有簇依然显著，且簇的范围还有所扩大，并额外观察到了12个表现出相同模式（即高风险组下降更快）的皮质簇。在任何LME模型中，均未观察到家族风险分组与时间在皮质面积上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

在主要LME模型中，未观察到家族风险分组与基线诊断状态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然而，在包含了全脑形态协变量的次要LME模型中，在控制了其他模型协变量并经过FDR校正后，观察到了家族风险分组与诊断状态在右中央后回面积上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