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治疗领域的进展”这个题目其实非常大。我想结合我自己最熟悉的两个领域——肺癌和乳腺癌，来具体聊一聊。

首先是肺癌领域，变化真的非常大。过去我们主要靠手术、放疗和传统的化疗，但这两年免疫治疗的强势介入，让那些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疗效有了质的飞跃。

同时，靶向治疗也在不停地更新迭代。我们不仅有一代、二代药，现在针对很多信号通路都已经有了三代药物；而且科学家们还在不断研发针对新罕见靶点的药物，这让肺癌治疗变得越来越细化，也越来越精准。

除了这些，我特别想提一下ADC药物（抗体偶联药物）。它在肺癌领域的研发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ADC联合免疫治疗、或者靶向药联合免疫治疗，甚至肿瘤疫苗的介入，这些都将为我们攻克肿瘤添砖加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治疗关口的前移”。以前很多好药可能主要用在晚期后线，现在的布局是从后线移到了围手术期（包括新辅助和辅助治疗），再到晚期的一线、二线，药物选择越来越丰富。可以说，现在的肺癌治疗真是“精彩纷呈”，我们已经实现了全方位的药物布控。

说实话，这个问题挺难回答，也是我们一直在面对的现实。

虽然现在抗肿瘤新药层出不穷，但大家要知道，从药物上市、到医保审批、再到通过“国谈”落地进院，这中间是有“时间窗”的。所以在云南，尤其是一些相对边远的地区，当患者用到后线、没什么药可选的时候，想用上那些刚刚获批的最前沿新药，确实存在困难。

那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怎么保证质量？主要有这几招：

第一，积极开展临床研究。 这是最直接的办法。通过让患者参与临床试验，他们有机会免费用到还没上市或者刚刚上市的创新药。这对患者来说，是极大的获益。

第二，基于证据的“老药新用”或“联合策略”。 如果你用不到最新的药，我们就依据现有的临床证据，把手头有的药“组合”起来用。

比如在肺癌耐药后，我们可以尝试把 EGFR抑制剂 和 MET抑制剂 联合起来；

或者把 ADC药物 和 PD-1免疫药 联合；

甚至对于那些“局部寡进展”（只有个别病灶长大）的病人，我们会把手术、放疗这些局部手段，和全身药物治疗结合起来。

第三，真正的“定制化”。 我们现在非常强调MDT（多学科协作）。不管资源多有限，我们都要通过多学科专家的讨论，为每一个病人制定一份“唯一”的方案。只有精心策划，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把病人的生存获益做到最大化。

针对这两个癌种，我们的特色做法核心就是“极度细化”和“理念拓展”。我就重点说说乳腺癌吧。

首先是分型理念的升级。 以前我们看乳腺癌，就是看它是Luminal型（管腔型）还是HER2阳性，分得很粗。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精准到了“微环境”层面。比如我们会参考复旦大学邵志敏教授团队提出的“复旦六分型”，根据肿瘤免疫微环境的不同来指导治疗，这就意味着治疗选择比以前精准太多了。

其次是解决“内分泌耐药”的排兵布阵。

对于吃内分泌药耐药复发的病人，以前办法不多，现在我们会引入 CDK4/6抑制剂 联合内分泌药；

如果发现了 ESR1 通路突变，我们还有新型的 SERD（选择性雌激素受体下调剂） 类药物。这些新手段都能有效延缓耐药，把好药用到刀刃上。

最后是HER2阳性患者的“组合拳”。 对于这类病人，一线治疗我们坚持用“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双靶联合化疗，这已经让病人生存期大大延长了。 那如果还是进展了怎么办？我们在后线布局了小分子TKI、大分子单抗以及新型ADC药物。 未来的特色方向，不是单一用这三个药里的某一个，而是探索“大小分子联合”（比如单抗+TKI）或者“ADC+小分子”的联合。这种灵活的“排兵布阵”，就是我们目前最有特色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