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原研药物的发展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在国内学术平台，还是在ESMO、ASCO这类国际顶级会议上，中国学者的声音愈发响亮，频频亮相最高讲台。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我国本土制药企业在原创药物研发上所取得的扎实成果。这些成果不仅逐步改写临床指南，也显著提升了我国患者的药物可及性。

    过去，许多进口药物价格昂贵且获取渠道有限。而如今，国内企业正在快速跟进并实现多方面突破。以往我们在“first in class”乃至“second in class”药物研发中参与有限，但现在，一些本土企业不仅实现了“first in class”的突破，更在部分领域达到了“best in class”的高度，这对广大患者来说，无疑是重要的福音。

    借此机会，我也呼吁国家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持续提升国产原研药物的患者可及性。例如，推动更多创新药尽早纳入医保，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同时也要兼顾企业研发积极性，营造患者、企业和社会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今年可以称为ADC药物的“大年”，已不仅是“元年”，而是成果愈加丰富、影响愈加深入的一年。ADC药物在乳腺癌关键治疗领域持续取得重要突破。例如，在刚刚落幕的ESMO大会上，DB-05与DB-11研究进一步推动DS-8201这一明星ADC药物向HER-2阳性乳腺癌的新辅助与辅助治疗阶段拓展，从过去的晚期解救治疗向前延伸，有望惠及更广泛的患者群体。与此同时，国内原研ADC药物，例如SKB-264、SHR-A1811等，也在晚期一线及新辅助治疗场景中展现出积极疗效。

    展望未来，我认为ADC药物的角色将发生重要演变：从以往用于挽救难治病例，逐步转变为可与新型靶向药物（如CDK4/6抑制剂、PI3K抑制剂等）联合的“骨架药物”，从而逐步取代传统化疗的某些地位。这一趋势将有助于更多高肿瘤负荷、高复发风险的早期患者实现真正治愈，避免疾病进展至晚期或发生转移复发，从而在节约医疗资源的同时，为患者争取更光明的未来。

    骨健康是乳腺癌整合治疗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一环。首先，骨转移是乳腺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之一；其次，在整个疾病管理过程中，骨相关事件也较为常见，不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也可能制约整体治疗效果。作为诊疗流程中的“守门员”与一线实施者，外科医生应当积极承担起骨健康管理的责任。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需密切关注患者的主诉，一旦出现骨相关事件的早期迹象，应及时启动筛查与评估。若确诊骨转移，则应积极推动规范的综合性治疗，包括系统治疗的调整、骨靶向药物（如地舒单抗）的合理使用，以及适时引入放疗或外科干预。外科医生应主动将骨保护理念整合进患者的全程管理体系中，从而在整体治疗策略中发挥更核心、更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