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教授作为在淋巴瘤领域深耕多年的领军专家，见证了我国淋巴瘤诊疗的诸多关键突破。“十四五” 期间，我国淋巴瘤诊疗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跑”的跨越，尤其在细胞治疗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您认为有哪些标志性的成就最为振奋？这些突破给患者带来了哪些实质性改变？

回顾近二、三十年的临床经历，我国淋巴瘤诊疗的进步令人感慨。20 多年前，我们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极大，在当时治疗药物少、无自主新药，国外新药进入中国速度缓慢，患者只能期待有限的有效方案。随着国家投入增加、企业发力，新药研发逐步推进。“十三五”作为发展开端，经历了“十四五”的沉淀，在“十五五”即将到来之时，已取得多项进步。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首先是201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小分子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西达本胺问世，作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1 类新药，它为T细胞淋巴瘤治疗带来新选择，后续还在B细胞淋巴瘤、乳腺癌等领域获批适应症，是里程碑式的成果。其次，早期我们在国外CD20单抗的应用中不断学习，了解新药在国内注册临床研究，如今多款国产CD20生物类似药及大分子药物相继上市。正是这种不断学习，不断钻研的精神，也让我们实现了从追赶到领先的进步，如泽布替尼、奥布替尼等国产自研BTK抑制剂，不仅国内获批，泽布替尼还率先出海在国外获得审批。这说明在“十四五”后，在淋巴瘤的新药研发方面我们已走在前列。此外，CAR-T 细胞治疗领域，我国与美国同步领先，在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白血病治疗中，应用数量和广度位居世界前列，部分领域甚至快于美国，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生存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期间，我们也将持续进步，提升发展速度，培养自信，为血液肿瘤患者带来更多选择。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过程中，多中心临床研究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十四五” 期间，我国淋巴瘤多中心研究在协作模式、研究质量上有哪些提升？未来还需在哪方面进一步改善？

以本次 CSCO 年会上公布的 “DEB研究”为例，这是西达本胺联合R-CHOP方案治疗MYC和BCL2双表达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Ⅲ期研究，由国内40多家中心历时两年多完成，纳入423例患者。经四年随访，主要疗效指标 无时事件生存期（EFS）较对照组提升9.8%，CR率提升11.1%，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仍克服困难完成研究，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多中心研究的协作能力与韧性。该实例表明，这十几年来，我们中国的临床专家应用国产新药开展的多中心研究已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比如泽布替尼凭借中国临床数据获FDA批准。可即便如此，我们仍需不断进步：要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加强质控管理，确保各中心严格按方案执行、规范留痕，经得住核查；不能只追求数量，更要提升研究质量，同时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推动更多国产新药走向世界。

随着精准医疗的发展，淋巴瘤的分型越来越精细。在“十五五”期间，针对不同亚型的淋巴瘤，您认为在治疗策略上会有哪些新的探索方向？

精准治疗是肿瘤治疗的发展方向，其核心是精准诊断。“十五五” 期间，我们要推动淋巴瘤诊断从传统病理影像结合向分子基因检测升级。在复杂的淋巴瘤病理诊断和治疗中加强多学科合作，使淋巴瘤的分子基因诊断不断精进并逐步普及，通过基因分子诊断为治疗提供方向。最后，要重视新药研发的转化研究与临床实验，不断提升淋巴瘤治愈率，让精准治疗落地见效。

邱录贵教授长期致力于骨髓瘤等浆细胞疾病的研究与临床。在您看来，“十四五” 期间我国血液肿瘤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有哪些里程碑式进展，为 “黄金十年” 奠定了基础？

我重点谈谈多发性骨髓瘤领域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主要进展：

第一是诊疗水平大幅度提高。从2001年开始，到去年落成的多发性骨髓瘤专家委员会，及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治指南编撰工作都在不断推进着多发性骨髓瘤的诊疗的规范化。之前的诊疗指南是合并在恶性血液肿瘤中的，直到去年专委会的成立，使《CSCO浆细胞肿瘤诊疗指南》从《CSCO恶性血液病诊疗指南》中独立出来，这使得指南内容大幅提升，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规范的、完整的、精准的诊疗指南。此外，指南巡讲也在持续进行，每年近20场的指南巡讲大幅提升了基层单位对多发性骨髓瘤诊疗的规范化水平及同质性，使患者的在规范化的治疗下生存收益进一步提高。临床数据也印证了效果：我们推行的以（硼替佐米/多柔比星/地塞米松）VAD为基础的治疗方案，治疗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超4年，预期中位总生存达8-10年；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三中心研究显示，患者中位总生存约8年，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MRD（微小残留病）阴性患者生存期更长。

第二是新药上市推动药物可及性。“十四五” 期间，多款关键药物在我国上市：一是CD38单抗，两款分别来自强生、赛诺菲，该款药物的上市推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从 VAD 基础方案向联合了CD38单抗的四药联合方案过渡；二是BCMA CAR-T细胞治疗，全球已上市5款，我国有3款原研产品，包括南京传奇的西达基奥仑赛、南京驯鹿的伊基奥伦赛（全球首款全人源化单链抗体 CAR-T），其中伊基奥伦赛即将在多伦多国际骨髓瘤大会（IMS）公布三年随访结果，三年中位无进展生存达35.9个月，预期中位总生存近5年，疗效与安全性平衡优异；三是全球首款TRAIL（肿瘤坏死因子凋亡受体配体）变构体埃普奈明，历经16年研发获批，联合其他药物在髓外病变治疗中效果突出；四是BCMA/GPRC5D双特异性抗体，虽源于国外，但与欧美同步上市，为难治复发患者提供新选择。目前我国多发性骨髓瘤新药可及性优于日本、韩国等周边发达国家，使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尤其是多线耐药复发的患者获得新的治疗机会。 

第三是基础与转化研究获国际认可。我们在T细胞免疫领域、在多发性骨髓瘤生物学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包括肿瘤细胞遗传学克隆演变、肿瘤微环境、肠道微生态、代谢组学等，多篇论文发表于国际高水平杂志，2023年中国作者为主的10分以上论文超38篇。在IMS大会上，我国学者口头报告数量逐年增加，我们团队在2023-2024年每次都有3-5个口头报告的展示；青年研究者奖评选中，连续三届我国有3-4人获奖，占比近1/10，充分体现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这也为后续我国多发新骨髓瘤的发展奠定基础。

骨髓瘤患者往往需要长期治疗，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在骨髓瘤患者的长期管理方面，如疗效检测、不良反应处理等，有哪些进步？这些进步对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有何意义？

多发性骨髓瘤的早期诊断率提升，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疾病诊断水平的整体提高；二是临床医生，尤其是非血液科医生，如肾科、骨科医生及广大公众对该疾病认知度的提升。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表现具有非特异性，其常见的非血液系统表现包括骨痛、骨质破坏、骨损伤、肾功能损伤及尿蛋白等。这些症状常导致患者首诊科室并非血液科，而是肾科、骨科、中医科或推拿按摩科。近年来，通过持续的疾病宣教，非血液科医生（尤其肾科、骨科医生）及公众对多发性骨髓瘤的认知逐渐加深，使得更多患者能够实现早期诊断，并及时转诊至血液科接受系统治疗。随着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以及 2015年后 CD38单克隆抗体等几大类药物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生存期显著延长，疾病管理模式已逐步进入慢病化管理阶段。

为进一步优化疾病管理，相关指南已对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治疗及治疗后的长期随访进行了系统规范，重点明确了患者全程管理的要求。全程管理不仅涵盖诱导治疗、巩固治疗及维持治疗等核心治疗环节，还包括康复管理，旨在通过规范的随访，帮助患者在延长生存期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中，T细胞免疫治疗（包括CAR-T细胞治疗、双特异性抗体治疗）可能引发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及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针对这类副反应，一方面在整体诊治指南中明确了早期识别、及时处理及后续管理的规范；另一方面，已分别制定多发性骨髓瘤CAR-T细胞治疗、双特异性抗体治疗的全程管理共识，为特殊治疗相关副反应的管理提供更精准的指导，助力提高副反应管理水平。多发性骨髓瘤骨病是该疾病的特殊并发症，为加强其管理，相关指南已完成两次更新。更新后的指南可指导更多医生对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骨病进行系统治疗，并有效预防骨相关事件的发生，保障患者获得更高质量的生存。

在疗效评估方面，多发性骨髓瘤的疗效评估较为复杂，需结合M蛋白检测与骨质检查结果。随着治疗效果的不断提升，患者治疗反应逐渐加深，原有疗效评价体系已无法满足临床需求。因此需建立一套敏感性和特异性达国际领先水平的微小残留病（MRD）的检测和监测体系；逐步建立多参数流式细胞术（二代流式）检测方法；建立以二代测序为基础的免疫组库检测方法，用于微小残留病监测；开展全身功能磁共振成像检查，用于检测髓外残留病；探索建立以血液外泌体蛋白质组为基础的残留病监测方法。

基于上述技术体系，《多发性骨髓瘤疗效评估与微小残留病监测中国指南》已于去年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该指南可为全国临床医生提供指导，助力其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过程中，对患者进行定期、系统规范的疗效评估及微小残留病监测，进一步推动我国多发性骨髓瘤整体诊疗水平的提升，最终使更多患者获益，实现更长时间的高质量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