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乳腺癌中，骨转移的发生概率相对较高，但其具体发生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肿瘤分期、分子分型及肿瘤微环境等。从临床分期来看，早期乳腺癌（临床Ⅰ期和Ⅱ期）患者的骨转移发生率较低，约10%–15%的患者在初诊时即伴有骨转移。而在局部晚期（临床Ⅲ期）患者中，骨转移发生率显著升高，可达30%–40%。至于晚期（临床Ⅳ期）患者，骨转移的发生率更高，通常超过50%，甚至可达60%以上。结果表明，临床分期越晚，骨转移的发生风险越高。除临床分期外，乳腺癌的分子分型也与骨转移的发生密切相关。在四种主要亚型中，激素受体阳性（HR+）/HER2阴性型乳腺癌的骨转移发生率最高。相比之下，三阴性乳腺癌和HER2阳性型则更倾向于发生脑转移和肝转移，其骨转移的发生率相对较低。

乳腺癌骨转移的临床表现因转移部位和病情进展程度而异。骨转移好发于承重骨，常见部位包括胸椎、腰椎、骨盆和肋骨等。患者早期主要临床表现为转移部位的持续性隐痛，疼痛程度通常较轻，但呈渐进性加重。若未及时诊断和治疗，随病情进展疼痛可显著加剧。此外，骨转移可能导致病理性骨折，进而引发脊髓压迫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如压迫关键神经结构，可能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或截瘫等神经系统症状。这些表现均为骨转移常见的临床后果。

对于乳腺癌骨转移患者，若其具备明确的乳腺癌病史、影像学检查（如骨扫描、CT或MRI）提示存在多发性骨病变，同时原发灶的病理诊断已明确分子分型，则通常不推荐常规进行骨转移灶穿刺活检。仅在特定临床情况下考虑实施穿刺，例如原发灶不明、需通过活检确定肿瘤来源，或骨转移灶为首发且孤立的病变，并已排除原发性骨肿瘤及第二原发癌。此外，若需对转移灶进行分子分型再评估（因部分患者转移灶免疫表型可能发生改变），也需通过二次活检以明确分型。

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对于已有乳腺癌病史、影像学表现为典型多发性骨转移、且无需重新分型以指导治疗的患者，一般不主张进行穿刺活检。例外情况包括早期乳腺癌（如临床Ⅰ期）患者影像学发现孤立性骨病变时，此时建议行CT引导下穿刺活检，主要目的为鉴别是否为真性转移灶或排除其他良性骨病变。穿刺方法首选CT引导下活检。若取材不足难以明确诊断，个别情况下可考虑开放性活检手术，包括切除性骨转移灶活检。但后者相关并发症风险较高，常见包括出血、感染、重要神经损伤，并可增加病理性骨折的发生风险。

乳腺癌骨转移的治疗应遵循双重原则：一方面需进行系统性抗肿瘤治疗，另一方面需联合骨保护治疗以改善骨骼相关事件。抗肿瘤治疗需依据分子分型制定相应策略。对于HER2阳性患者，应以抗HER2靶向治疗为核心，并可联合化疗方案。若全身治疗能有效控制原发肿瘤进展，通常骨转移灶也可随之得到缓解，骨破坏程度相应减轻。

在抗肿瘤治疗基础上，需联合应用骨保护药物。目前临床常用药物包括第一、二代双膦酸盐类药物，以及第三代药物如地舒单抗等靶向抗体类药物。地舒单抗是目前临床上应用比较多的骨保护药物，它是一种全人源单克隆抗体，其作用机制为特异性抑制RANK配体（RANKL）与破骨细胞表面RANK的结合，从而阻断RANK/RANKL信号通路。该药物可有效抑制破骨细胞前体的活化，并促进成熟破骨细胞凋亡，通过抑制骨吸收活性，延缓骨转移病灶的进展及相关骨事件的发生。

骨转移至疾病后期，多数患者会出现疼痛症状。针对这一症状的治疗，总体原则遵循阶梯式镇痛策略，强调联合用药，并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如老年患者）制定个性化方案。治疗过程中需同步关注骨保护治疗，例如应用RANKL抑制剂（如地舒单抗）或双膦酸盐类药物。此外，镇痛药物使用可能伴随不良反应，需加强副作用管理。

对于轻度疼痛患者，首选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如布洛芬，其解热镇痛效果可满足需求。但需注意长期使用可能引发肝肾功能损伤及消化道出血（如黑便），治疗期间应定期监测肝肾功能及粪便性状，一旦出现异常需及时干预。

中度疼痛患者建议采用弱阿片类药物，如可待因、曲马多等，此类药物对中度疼痛控制效果显著。临床实践中，推荐弱阿片类药物与非甾体类抗炎药（如布洛芬）联合使用，二者具有协同增效作用，可提升镇痛效果。阿片类药物使用可能伴随多种不良反应，最常见为便秘，长期用药者还可能出现排便困难、恶心呕吐等症状，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呼吸困难，需密切观察并及时处理。

重度疼痛患者需使用强阿片类药物，包括吗啡、芬太尼、羟考酮等，此类药物为镇痛治疗的最高级别选择。镇痛方案强调“按时给药”原则（如每6小时一次），而非“按需给药”——即使未出现疼痛也应规律用药，以确保血药浓度稳定，避免因延迟给药导致镇痛效果不足或药物依赖风险增加。常见并发症的管理策略如下：针对便秘，可给予通便药物；若出现呼吸困难，可考虑使用纳洛酮；恶心呕吐症状明显时，推荐使用5-羟色胺受体拮抗剂（如昂丹司琼、格拉司琼）进行对症治疗。通过规范化的疼痛管理流程及不良反应监测，可有效提升骨转移患者的生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