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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障碍】青少年抑郁障碍的网络成瘾特点及其与冲动性和攻击性人格特质的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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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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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精神科杂志, 2025, 58(7): 526-532.

作者：高颖来庆娟王慧李秋蓉倪婷珺陶李婉容赵汗青敦玥安莉曹庆久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天津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

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抑郁障碍的网络成瘾特点，并探讨其与冲动性和攻击性人格特质的关系。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招募2021年4月至2022年11月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门诊就诊的共71例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作为抑郁障碍组，其中男15例，女56例，中位年龄14（13，15）岁；同期招募83名健康青少年作为对照组，其中男27名，女56名，中位年龄14（13，17）岁。使用网络成瘾诊断量表中文版（Young′s Internet Addiction Test，YIAT）评估网络成瘾，以YIAT总分≥50分界定为网络成瘾；使用Barratt冲动性量表第十一版（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11，BIS-11）评估青少年的冲动性，使用Buss-Perry攻击性量表（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BPAQ）评估青少年攻击性。分析抑郁障碍组与对照组之间的网络成瘾、冲动性和攻击性差异。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网络成瘾与冲动性、攻击性的相关性。使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使用并行中介模型分析冲动性、攻击性人格特质在抑郁障碍患病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

抑郁障碍组的网络成瘾率高于对照组［57.75%（41/71）比31.33%（26/83）；χ ² =10.87， P<0.05］。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冲动性［（65.5±9.2）比（57.0±9.2）分］和攻击性［（56.3±16.0）比（42.4±15.1）分］亦高于对照组（ t=-5.72、-5.13，均 P<0.001）。攻击性、冲动性与网络成瘾相关（ r=0.47、0.57，均 P<0.01）。以YIAT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冲动性和攻击性对网络成瘾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48、0.24， P<0.001）。中介分析结果显示，抑郁障碍通过冲动性和攻击性的并行路径间接影响网络成瘾，总间接效应为0.543（95% CI：0.362~0.761）；网络成瘾通过冲动性和攻击性的反向并行中介路径影响抑郁障碍，总间接效应仅有0.038（95% CI：0.021~0.067）；直接效应均不显著。

结论

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具有更多的网络成瘾问题，冲动性和攻击性的人格特质在抑郁障碍和网络成瘾间发挥双向中介作用。

截至2021年，我国未成年互联网普及率为96.8% ^［^{1 ］}。网络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影响巨大，网络的不恰当使用可导致网络成瘾。网络成瘾是一种成瘾行为，表现为个体过度使用网络，影响其生活、学习和工作，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功能及身心健康的损害 ^［^{2 ］}。国内外文献资料显示青少年群体网络成瘾的患病率在4.5%~21.2% ^［^{3 , 4 ］}，青少年网络成瘾越来越受到重视。

抑郁障碍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快感缺失等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 ^［^{5 ］}。既往有研究发现中国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网络成瘾率为46.8% ^［^{6 ］}，远高于社区青少年中报告的患病率。过度使用网络可能导致青少年患者睡眠剥夺、现实社交退缩，影响社会功能。

网络成瘾与抑郁障碍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关系。一方面，抑郁患者相对于健康青少年经历更多的负面情绪，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更容易沉溺于网络，在社交软件、网络游戏中寻求慰藉 ^［^{7 ］}；另一方面，共患网络成瘾会加重抑郁的严重程度 ^［^{8 ］}。此外，冲动性、攻击性等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物质滥用、病理性赌博等问题行为密切相关，较高的冲动性和攻击性人格特质似乎是成瘾性问题的标志 ^［^{9 , 10 , 11 , 12 ］}；而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具有缺乏预谋性的冲动特征及自我调节控制的困难，常伴有非自杀性自伤、自杀等冲动行为，以及愤怒、敌意等攻击性表达 ^［^{13 ］}。既往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研究发现，高冲动性在抑郁症状和网络成瘾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使得网络成瘾的风险增加 ^［^{14 ］}，而过度使用/滥用互联网的大学生的注意力冲动问题更多 ^［^{15 ］}，推测冲动攻击性的人格特质可能在抑郁障碍与网络成瘾间起到双向中介作用。早期识别并干预冲动攻击性，或能同步降低抑郁与网络成瘾的疾病负担。

因此，本研究拟使用中文版学龄儿童-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问卷-目前和终生版（DSM-5）（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kiddie-schedule for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schizophrenia-present and lifetime version DSM-5，K-SADS-PL-C DSM-5）作为诊断工具，在严格临床诊断的基础上纳入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和同龄健康对照，以评估在严格控制可能的混杂因素的前提下，抑郁障碍患者是否仍然比健康青少年存在更多的网络成瘾问题，探索网络成瘾和抑郁障碍以及冲动、攻击性的人格特质的关系。

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1.抑郁障碍组：自2021年4月至2022年11月，采用方便抽样法招募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门诊就诊的205例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经过筛查后，除外134例伴有焦虑障碍、双相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其他精神科疾病的患者，最终抑郁障碍组共纳入71例，其中男15例，女56例，中位年龄14（13，15）岁。纳入标准：（1）年龄12~18岁；（2）经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职称以上的精神科医师在门诊接诊时按照ICD-10标准诊断为抑郁障碍，另一名主治医师职称以上的儿童精神科医生采用半定式的诊断工具K-SADS-PL-C DSM-5与家长及就诊儿童晤谈，进一步明确抑郁障碍诊断。排除标准：（1）符合DSM-5诊断标准的焦虑障碍、双相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其他精神障碍或神经发育性疾病；（2）严重的、导致昏迷的脑外伤史，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或者其他躯体疾病。

2.对照组：同期通过网络方式招募了83名健康青少年作为对照组，其中男27名，女56名，中位年龄14（13，17）岁。纳入标准：（1）年龄12~18岁；（2）能理解本研究内容并能配合完成各项检查。排除标准：（1）目前或既往患抑郁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精神障碍或神经发育性疾病；（2）严重的、导致昏迷的脑外伤史，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或者其他躯体疾病。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研究获得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2021）伦理第（19）号］，所有研究对象及其家长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二、方法

1.诊断标准：使用K-SADS-PL-C DSM-5明确精神障碍诊断。该工具依据DSM-5诊断标准制定，可用于诊断包括抑郁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在内的共35种常见的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是诊断6~18岁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的金标准，由曹庆久教授团队对其进行了翻译及信效度分析 ^［^{16 ］}。

2.一般临床病例资料收集：使用自编问卷收集年龄（岁）、性别（男性/女性）、学习成绩（1=优秀、2=良好、3=中等、4=较差、5=其他）、家庭年收入［1=<1万、2=1万~<3万、3=3万~<8万、4=8万~<15万、5=15万~<30万、6=30万~100万、7=≥100万］、家庭教养方式（宽松、严厉、溺爱、适中）等信息。

3.精神病理学特征评估：（1）抑郁症状量表评估：使用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 ^［^{17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DSRSC），该量表共有18个条目；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在中国城市 ^［^{18 ］}及农村 ^［^{19 ］}儿童群体中的信效度检验均较好，Cronbach α系数均为0.73。（2）网络成瘾评估：使用网络成瘾诊断量表中文版（Young′s Internet Addiction Test，YIAT），该量表共包括20个项目，包含3个维度，即戒断和社交问题、时间管理和功能影响以及现实替代；量表总分在20~100分，得分越高代表网络成瘾程度越严重；YIAT总分≥50定义为“有网络成瘾问题”；Cronbach α系数=0.93 ^［^{20 , 21 , 22 ］}。（3）冲动性评估：使用Barratt冲动性量表第十一版（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11，BIS-11），中文版量表包括 26个条目，包括3个维度：注意力冲动性、运动和无计划冲动性；得分越高代表冲动性越高；Cronbach α系数为0.759 0 ^［^{23 , 24 ］}。（4）攻击性评估：使用Buss-Perry 攻击性量表（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BPAQ）青少年修订版，该量表由29个问题组成，包括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4个维度；得分越高代表攻击性越高；Cronbach α系数为0.84 ^［^{25 , 26 ］}。

三、统计学处理

使用G*power软件对样本量进行先验分析，设定power1- β=0.80， α=0.05，双侧检验，效应量为0.5时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所需的样本量为每组64人 ^［^{27 ］}。

使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分析。采用Shapiro-Wilk法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表示，2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 ₁， Q ₃），2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率和频数表示，采用χ ²检验进行2组间比较。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网络成瘾与冲动性、攻击性的相关性。以YIAT总分为因变量构建分层线性回归模型，自变量分3个步骤输入，第一层纳入社会人口学数据（年龄、性别、学习成绩、家庭年收入、家庭教养方式），第二层纳入人格特质数据（BIS-11总分、BPAQ总分），第三层纳入精神病理学变量（是否患有抑郁障碍）。为探索冲动性、攻击性（中介变量）在患有抑郁障碍（自变量）与网络成瘾（因变量）之间关联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PROCESS V3.5版本进行并行中介效应分析（Model 4），采用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5 000次）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计算偏差校正的 CI。当95% CI不包含0时，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进一步采用DSRSC总分作为自变量，保持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不变，重新构建中介模型。以双侧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两组受试者的一般临床特征及精神病理学特征比较

青少年抑郁障碍组和对照组间的家庭年收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年龄、性别、学习成绩、家庭教养方式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相较对照组，抑郁障碍组的网络成瘾率更高［57.75%（41/71）比31.33%（26/83）； χ ² =10.87， P<0.05］，但两组在YIAT评分的时间管理和功能影响维度得分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抑郁障碍组的BIS-11和BPAQ量表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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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成瘾、抑郁症状、冲动性、攻击性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网络成瘾与冲动性、攻击性呈正相关（ r=0.57、0.47， P<0.001）。抑郁症状与网络成瘾、冲动性、攻击性均呈正相关（ r=0.41、0.48、0.47，均 P<0.001）。

三、网络成瘾影响因素的分层线性回归分析

以YIAT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年龄、性别、家庭年收入、家庭教养方式、学习成绩）后，模型解释力的调整后 R²=0.06（ F=2.92， P<0.05）；第二步加入核心变量（冲动性、攻击性）后，调整后 R²提升至0.37（ ΔF=37.58， P<0.001），模型整体显著（ F=13.86， P<0.001），其中冲动性（ β=0.48）和攻击性（ β=0.24）对网络成瘾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均 P<0.001）；最后纳入了精神病理学变量（是否患有抑郁障碍），但调整后 R²降低至0.37，新增变量未能提升模型解释力（ ΔF值=0.79， P>0.05），模型整体显著（ F=12.21， P<0.001）。

本研究中将DSRSC总分作为自变量重新构建回归模型，结果保持稳健，抑郁症状作为第三层自变量未能提升模型解释力（ ΔF值=3.81， P>0.05）。

四、冲动性和攻击性在抑郁障碍和网络成瘾之间的并行中介作用

以X代表抑郁障碍；M代表中介变量，分别以X1表示冲动性、X2表示攻击性；Y代表网络成瘾。Bootstrap分析显示，抑郁障碍（X）通过冲动性（M1）和攻击性（M2）的并行路径间接影响网络成瘾（Y），总间接效应为0.54（95% CI：0.362~0.761）。具体而言，冲动性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36（95% CI：0.213~0.532）；攻击性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18（95% CI：0.043~0.358），抑郁障碍对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β=0.13， P=0.385），见图1 。为探索变量间双向中介机制，构建Y➝M➝X反向路径的并行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发现Y对X的总间接效应0.04，95% CI：0.021~0.067；直接效应同样未达统计学显著水平（ β=0.01， P=0.373）。使用DSRSC总分作为自变量时，正向及反向路径的冲动性、攻击性的并行中介效应均效应显著，结果稳健。

图1 冲动性和攻击性在抑郁障碍与网络成瘾关系中的正向并行中介效应

讨论

本研究纳入明确诊断为抑郁障碍的青少年患者，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该高危群体的网络成瘾率及表现特点，使用分层回归分析及中介模型探索了网络成瘾与冲动性、攻击性、抑郁发作的关系。发现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网络成瘾率高于健康对照者，冲动性和攻击性的人格特质在抑郁障碍与网络成瘾之间起双向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超过一半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有网络成瘾问题，并且主要是在“退缩和社交问题”“现实替代”表现出显著受损，即患有抑郁障碍的青少年在被迫减少或停止互联网使用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不安、易怒等情绪变化，影响社交关系；更倾向于将互联网视为另一个现实并过度依赖它来缓解实际问题 ^［^{21 , 22 ］}。在“时间管理和功能影响”维度，不论是健康青少年还是抑郁障碍患者受到同等程度的损害。

抑郁障碍患者的冲动性、攻击性明显高于对照组。既往研究发现冲动性可能增加患抑郁障碍的风险，具有高冲动性和高攻击性人格特质的人，更容易对压力事件反应过度，出现情绪失调 ^［^{28 ］}，同时处在抑郁状态中的青少年，倾向于反复思考负面事件，也会加剧愤怒和敌意。此外，遭受家庭躯体或情感虐待、同伴排斥等童年期不良事件可能同时增加冲动性和攻击性和青少年抑郁障碍的风险 ^［^{29 , 30 ］}。

本研究通过分层回归模型发现抑郁障碍和网络成瘾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冲动性和攻击性人格特质的完全中介作用。进一步中介分析发现网络成瘾和抑郁障碍之间通过冲动性和攻击性的人格特质存在交互作用，形成动态环路。既往研究发现抑郁个体常伴随情绪调节缺陷与认知控制受损，如注意力偏向负性刺激，导致其对负性情绪的耐受性降低，易通过冲动、攻击行为（如易怒、自我伤害倾向）寻求即时情绪释放；并且青少年抑郁障碍通常在现实社交受挫，非常容易在未经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即迅速、鲁莽地作出行动，选择沉迷互联网、物质使用等危险行为作为摆脱现实困境的方式，在网络世界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社交、游戏等活动，从而获得情绪出口，加剧成瘾 ^［^{31 , 32 , 33 , 34 ］}。而网络成瘾导致的社会功能剥夺与生物节律紊乱可能放大挫折感，激活攻击性行为，进而通过自我谴责与社会孤立加重抑郁形成恶性循环 ^［^{35 ］}。这一发现与人格-情感-认知-执行交互模型（interaction of person-affect-cognition-execution model，I-PACE）概念一致，即认为个人特质、情感和认知反应以及个体执行功能因素都会导致网络使用问题的形成，诱发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36 ］}。

本研究的发现扩展了传统单向模型的解释边界，强调网络成瘾和抑郁障碍二者互为风险因子，需以系统视角理解其交互作用，采用双路径干预策略或能实现更大效果，即对于患有抑郁障碍的青少年来说，整合冲动控制训练（如延迟满足技术）可能有助于降低其网络成瘾风险。而在出现成瘾问题时，通过认知重构等方法降低青少年抑郁患者由网络戒断引发的自我厌恶、攻击性情绪反刍，也将有助于缓解抑郁情绪，降低病情复发及自我伤害风险。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包括：（1）横断面研究无法进行因果关系的推论，将来可采用队列研究的方法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2）样本量较小，仅纳入精神专科三甲医院就诊的抑郁障碍患者，在入组时均处于抑郁发作期，多数为重度发作，不同的疾病时期及抑郁严重程度可能影响被试的网络成瘾情况，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推广；（3）研究中仅使用自评的网络成瘾量表进行网络成瘾的评定，缺乏临床医生的客观评定。本研究中2组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存在差异，抑郁障碍组的家庭年收入更高，但既往研究认为高收入群体的网络成瘾率更低，另外本研究在控制该变量后，结果依然显示抑郁障碍组的YIAT总分高于对照组，考虑本研究中抑郁障碍组更容易网络成瘾的结果是可靠的。

总体而言，本研究结果表明抑郁障碍患者存在更多的网络成瘾问题，冲动、攻击的人格特质是网络成瘾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共病网络成瘾会严重损害抑郁障碍患者的社会功能，对具有更高冲动、攻击性人格特质的个体进行对应的评估和适时的干预对于减少网络成瘾问题及改善抑郁障碍患者预后可能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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