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本届ASCO GU会议上，华西医院前列腺专病团队有多项研究成功入选。其中，您提到的这项研究聚焦于我们自15年前起便持续关注的一种特殊病理变异类型——前列腺导管内癌（IDCP）。事实上，在做这个组织变异型的前列腺癌的根治手术和根治性放疗的比较过程当中，我们不仅纳入了IDCP，还纳入了导管腺癌以及经分子病理确认存在神经内分泌分化特征的前列腺癌患者，这些病例均属于合并特殊病理类型的前列腺癌。我们旨在探究，在无转移阶段接受根治性手术或根治性放疗时，该类患者的预后是否与普通腺泡腺癌存在差异。

在本届ASCO GU会议上，除华西团队外，基于美国NCDB数据库的一项研究也对合并IDCP的前列腺癌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的疗效进行了分析。可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学界，对治愈性治疗阶段特殊类型前列腺癌的临床管理均给予了高度关注。从研究结果来看，双方存在一定差异。华西团队的数据显示，无论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还是根治性放疗，只要合并特殊组织病理学类型，其临床获益均劣于单纯腺泡腺癌患者。这一发现提示，在制定该类患者的根治性治疗方案时，可能有必要联合围术期其他治疗手段，以进一步提升整体治愈效果。

相比之下，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NCDB）虽样本量庞大，但数据维度相对有限，其分析结果显示，合并IDCP的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后，疗效虽略逊于腺泡腺癌，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不过从数据趋势来看，合并导管内癌的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后的疗效仍劣于腺泡腺癌。综上可见，在前列腺癌的临床诊疗中，无论是治愈性阶段还是非治愈性阶段，组织病理与分子病理诊断均具有关键意义。精准的病理分型将有助于临床治疗策略的制定与患者分层，从而提升治疗的针对性与疗效。

此外，团队另有两项研究围绕其他特殊变异类型展开。在本届ASCO GU会议上，我们亦关注到相关领域的类似报道。其中一项研究聚焦于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人群中，一种具有侵袭性特征的变异型前列腺癌（AVPC）。AVPC这一概念既往主要应用于去势抵抗性阶段，而本研究中，我们将其引入至初诊转移性激素敏感性阶段的疗效与预后评估。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亦有国外团队开展了类似工作，同样将AVPC定义应用于mHSPC阶段，并得出一致结论：在激素敏感性阶段，只要患者具备AVPC的临床或分子特征，无论接受何种标准治疗，均难以获得理想疗效。该发现提示，对于存在AVPC特征的患者，可能需采用非常规或强化治疗策略，例如ADT联合达罗他胺及多西他赛、阿比特龙联合多西他赛，或探索阿比特龙联合PARP抑制剂、新型抗雄药物联合镥-177等强化联合方案。这类治疗策略或可成为未来具有AVPC分子及临床特征患者的重要初始治疗模式。

第三项研究是团队前期工作的延续。2023年，我们在BMC Medicine上发表了一项关于前列腺导管内癌（IDCP）与同源重组修复（HR）基因突变相关性的分析。在PARP抑制剂治疗领域，除HR或BRCA突变外，HRD评分亦是重要的疗效预测指标。通过前期分析，我们发现合并IDCP的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中，即使不存在HR基因突变，仍有更高比例的人群呈现较高的HRD评分，而该评分高低与PARP抑制剂的疗效存在相关性。

基于这一发现，我们对本中心近年来接受PARP抑制剂单药或联合治疗的患者进行了HRD评分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接受PARP抑制剂治疗的人群中，合并IDCP的患者比例更高，且这类患者更有可能从PARP抑制剂的单药或联合治疗中获益。同时，我们也对HRD score评分进行了分析，研究再次验证了IDCP阳性患者HRD评分更高的现象，进一步支持其可能对PARP抑制剂更为敏感的内在机制。随着奥拉帕利、他拉唑帕利等PARP抑制剂在国内陆续获批适应症，如何在临床实践中精准筛选优势人群，已成为提升治疗效益的关键问题。

最后一项研究是由董强教授领衔的一项国际多中心Ⅲ期前瞻性临床试验（LIBERTAS研究），今年报告了其中国区数据。该研究旨在探讨在接受ADT联合新型抗雄药物治疗的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HSPC）患者中，能否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给药策略减少潮热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潮热的发生主要与ADT治疗相关，而阿比特龙、阿帕他胺、恩扎卢胺等新型抗雄药物在部分临床场景中已显示出与ADT联合新型内分泌治疗（NHT）相似的疗效。因此，研究设计的核心思路是：在阿帕他胺联合ADT治疗的基础上，尝试在病情允许的条件下停用或间歇使用ADT，以实现生活质量和生存获益的双重提升。

今年公布的中国区数据虽样本量有限，但仍提供了重要信息。结果显示，无论是连续性还是间歇性ADT联合阿帕他胺，患者均能在短期内实现PSA的快速下降。PSA的快速应答与患者能否从当前治疗方案中获得更好临床疗效密切相关，这也进一步印证了ADT联合新型抗雄药物是当前HSPC患者的标准治疗选择。

然而，在临床推广应用过程中，该联合方案的获益与风险平衡亦值得关注。本届ASCO GU会议上，来自北美地区的大样本数据库分析显示，ADT联合新型抗雄药物虽可带来生存获益，但也可能对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升高，进而可能导致非前列腺癌特异性死亡率上升。如何在生存获益与治疗安全性之间取得平衡，是未来泌尿外科与肿瘤科医生需共同探讨并在临床实践中持续优化的关键议题。